剛過完30歲生日的浙江大學出版社，在收獲了碩果滿枝后，在精品化、數字化、國際化發展道路上吹響了新的號角。浙大社如何打造各類精品？怎樣與浙江大學學科互動發展？如何與學者作者建立深厚感情？又怎樣讓編輯人盡其才？帶著這些問題，《中國新聞出版報》記者近日在杭州對浙江大學出版社社長魯東明進行了專訪。
談發展戰略
“‘三化’是一件事情的三個方面，最后肯定是合一的，就剩下精品化了”
《中國新聞出版報》：浙江大學出版社提出了精品化、數字化、國際化發展戰略，這是在什么背景下確立的？
魯東明：“三化”是我社在制定“十二五”規劃時提出的。其中，精品化是根本；數字化是大勢所趨，是我們要大力發展的一個板塊；國際化也是我們的一個特點，我們很早就與施普林格等國際出版集團有合作。
但是，“三化”的內涵、外延是不斷拓展的。當時講“三化”，感覺是彼此獨立的三個板塊。但今天看來，“三化”是一件事情的三個方面，最后肯定是合一的，就剩下精品化了。特別是隨著國家整體國力的提升，要推動中國文化走出去，我們定位為世界一流的大學出版社，選題要國際化，作者的來源、受眾都是國際化的。數字化以前是陽春白雪、錦上添花的事，現在已逐步成為一種出版必選形式。我認為，其實出版本身并沒有決定其是什么形式。在古代，甲骨文、竹簡是出版的形式，造紙術、印刷術發明后，也是做出版。數字化本身就是出版的一種形式，做選題時應該考慮這種媒體。
《中國新聞出版報》：大家都感受到數字化的洶涌浪潮對傳統出版業的沖擊，對此您怎么看？
魯東明：大家都覺得，目前整個出版業危機感很強。如果把概念拓展，對出版重新理解，很多問題是不是都可以解決呢？我認為，通俗來講，所謂出版，就是把人類有用的知識用一定的形式組織起來，以一定的介質、經過版權保護以后，讓大眾能夠閱讀。因此，出版本身和媒介是沒有必然關系的。
數字出版擴大了紙質出版的內涵和外延。從這個角度來說，出版行業的用戶群會越來越多，使用會越來越頻繁。簡單來說，每個人不會隨身帶著一本書，但都隨身帶著手機。數字化的本質是突破時空限制，表現出來的是產業鏈的延長和跨界。
不論從出版社層面，還是從行業層面，還是國家文化大繁榮大發展層面，數字化都對人類文明產生很大的促進。數字出版只是出版的一種形式，這樣一講很多糾結的問題都解決了。任何行業碰到困難時，都要追根溯源。我們社對數字化給予極大熱情，把它定位為戰略。現在大家還沒有完全理解數字化，我們就呈現在戰略上，以后理解了就把它隱掉，只做精品，這需要一個過程。
談打造精品
“把浙江大學的學科精品內涵吸收后，用普通老百姓能接受的方式來出版。把我們想發的聲音轉化成外國人能接受的范式”
《中國新聞出版報》：請您介紹一下浙江大學出版社目前有哪些類別的圖書，發展這些板塊的思路又有什么不同。
魯東明：浙江大學出版社目前做四類圖書：學術、教材、大眾、教輔。從學術出版來講，如果做的是經典文獻內容，今天出的書是100年以后要看的，如果是研究社會、自然學科的，必須要引領這幾十年的發展，也就是說，做學術的精品，必須和這個學科的生命周期般配。如果做教材精品，則應該與國家教學改革相符合，在新一輪規劃中，數字教育已經成為國家教學改革的重點，而教育改革最核心就是從教材開始，這些都是與出版社連在一起的。
但不論哪類圖書，本質都是要與所在領域互動發展。我認為，現在國家創意產業分為十多個行業，圖書是最根本、原汁原味的東西，別的行業都可理解為圖書出版的延伸物，沉淀下來的都是書。書就像是咖啡豆，別的行業產品或服務都是咖啡豆磨出來的，糖多放一點、糖少放一點，會調成各種口味的咖啡，但出書就是要出咖啡豆，咖啡豆就是精品。做精品都是有市場的，關鍵是以多少年來看這個市場，有的精品要放眼100年來看，有的只看一年，要以博大胸懷去看待精品。
《中國新聞出版報》：除了傳統強項學術出版，浙江大學出版社發力大眾圖書板塊，在這方面有何考慮？
魯東明：我一直覺得，學術如果停在學術圈子里，它永遠是學術，只有普通老百姓接受的學術才能更好發揮學術價值。我們除了做學術精品，也要把浙江大學及全社會的自然科學、人文社會科學等學科的精品吸收后，用老百姓能接受的方式來出版。
我們辦大眾分社，其實也是圍繞著學術。除了做大眾的大眾書，在北京成立的啟真館定位在小眾的大眾書。還有一個準備成立的部門——藝術與人文事業部，做的是學術的人文書。總體說來，我們的人文社科、藝術人文，定位在稍小眾的學術。再大眾化一點，就是啟真館。再大眾一點，就是大眾分社，這些都是有機體。浙江大學出版社仍是一家小規模出版社，又是綜合性的。要跟集團比、跟專業社比，必須內部打通，這也是我們的辦社理念。
《中國新聞出版報》：對于國際化選題，浙江大學出版社有哪些構想？
魯東明：目前浙大社還是引進的圖書多，慢慢要將引進和輸出平衡。國際化要從策劃選題時開始。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要把我們想發的聲音轉化成外國人能接受的范式。最近我們要成立兩個部門——國際合作與發展聯絡部、外語與國際文化事業部。一方面，隨著中國的大國復興，關鍵之一在于文化強大與文化輸出。我們近期與新疆文物局合作，舉辦了絲綢之路新疆論壇。此外，與絲綢之路上的大省，如甘肅、陜西的文物局都建立了戰略合作關系，從文物入手抓根本，這些都是浙大社源源不斷的資源。另一方面，學外語不是學外國人的語言，而是把中國文化輸出去。我們最近在策劃一套《中國學》，要向西方讀者講清楚中國五千年如何發展到今天，最近30多年為何飛速發展，以后會帶著什么理念發展，大學出版社必須承擔起這種使命。
談服務學科
“出版社的工作重點要前移，不能有了成果才出版。做出版是做人的工作，要跟學者建立真正的感情”
《中國新聞出版報》：作為一家大學社，怎樣更好地為教學和科研服務？
魯東明：我來社里以后問過大家一句話，將來如果出版社不辦了，學校是否會覺得惋惜，如果不惋惜她的存在價值就不大。
學校承擔著人才培養、學科研究、社會服務、文化傳承與創新四大任務，但基礎核心是學科建設。抓住這點，辦大學出版社必須與學科互動、共同發展。我認為，出版社的工作重點要前移，不能有了成果才出版，當學校準備建學科時就要跟進，跟它一起成長。我相信，一個社會上的出版社是不會陪著學校的學科一起發展的，我問了很多二三十歲的年輕編輯，能不能與三四十歲的學者共同成長，等他德高望重的時候，你也是德高望重的編輯。出版社要造就有能力、有聲譽的人，這點要成為出版社的核心競爭力。只有這樣，浙江大學才離不開這樣的出版社。
因此，浙江大學辦出版社最根本的目的之一是服務學校的學科發展。浙江大學學科建到哪里，出版社就要做到哪里，這是基本出發點。不能因為沒市場就不做，我們不僅做有能力的事情，同時做學校需要的事情；不僅做會的事情，同時做人家希望做的事情。如果我會做人家不希望，我就不做，人家需要我做我不會，我就去學，這是定位所決定的。我們要做的是小而全，表現出來要大而全，目標是建設世界一流的大學出版社。
我們做好以后，也要向全國范圍拓展，協同其他高校和科研院所、智庫、文化機構共同發展。下圍棋如果有兩個眼，一個眼我們是做在學校里面，另外一個眼是做在社會上，這才是一盤活棋。如果單單做學校這個眼，是做不大的，單單做外面這個眼，就失去了根本，是做不活的。
《中國新聞出版報》：您能舉個具體例子介紹一下怎樣與學科和學者互動發展嗎？
魯東明：浙江大學要開辦一個新學科——考古與藝術學科。一個學科的發展首先需要積聚大量資源，尤其是世界頂級的資源。我就會想辦法搜集相關的資源，幫助作者尋找資源，把出版社的功能慢慢拓展。
舉個例子講，敦煌是全世界最大的墻上佛教藝術博物館，記載著十六國前秦時期到元朝1000多年時間里整個中國絲綢之路上的佛教文化藝術結晶。而敦煌莫高窟共有492個存有壁畫的洞窟，浙江大學與敦煌研究院長期合作，第一期合作做60個洞窟，利用高保真手法采集，提供給學者研究。這就意味著與這個學科互動發展，幫學者整合了資源，學者研究出來再幫其出版。就好像浙大出版社提供咖啡豆，學者是磨咖啡的人，我們的目的就是要跟學者共同成長。
《中國新聞出版報》：做這件事要付出很大成本，同時承擔一定風險。
魯東明：我一直認為，文化行業是不能發大財的，但是要以經營的思維方式去做文化行業。我們要允許成敗，如果培養十個學者，有兩個成功就可以了。做出版是做人的工作，要跟學者建立真正的感情，形成互相依賴的關系。絕對不是他出書我給錢，不是別人給他10%的版稅，我給20%。如果這樣的話，一些實力弱、支付版稅低的出版社就不要辦了。
這就好像他是個學者，我是個書童，我給他研墨、倒水、打掃衛生。他慢慢地也會對我有感情，他寫出來的書會第一個給我看。我跟著他一輩子，書童也變成學者了。我對出版社的同事講，你們是編輯，將來也要做學者。不想成為學者的編輯不是好編輯，真正有名的編輯都是相關領域的學者。
談人才培養
“人才培養要抓大的項目，大的項目才有大的平臺”
《中國新聞出版報》：剛才您也提到，您對編輯有很高的期望，那么，浙江大學出版社在人才培養方面有哪些舉措？
魯東明：人才培養要抓大的項目，大的項目才有大的平臺。我希望把每個編輯放到一個平臺上，我一直問自己一個問題，這個編輯為什么來這里，必須是他在別的地方干不成的事在這里可以辦成，這就意味著我要給他建平臺，發揮每個人的價值。
一個人能站得多高，關鍵在于站在什么地方。如果我的平臺是一座山，他爬到了山頂，我的山矮矮的，他上了山頂也看不遠。一個編輯與一個出版社是休戚相關的，一個平庸的出版社是不可能出高級編輯的。因此，要把平臺建設和人才培養緊密結合。舉個例子講，我們目前在策劃的《敦煌全集》就是一個大平臺，編輯可以通過編這套書和全世界搞敦煌學的學者合作，只要他肯干就可能成才。我們制定十年規劃，要把絲綢之路上的文物出齊，如果全世界研究敦煌的學者感興趣，我們的編輯就獲得了全世界認可。
一個好的出版社，衡量編輯應該是一個球，而不是一條直線，更不是一個平面。必須站在他最優秀的角度去評價他，培養人關鍵是設置個性化、分層次的評價標準，為每個人提供平臺、設置通道。習近平總書記說：“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鑒而豐富。”一個出版社、文化單位要容得下各種各樣的價值觀，只能設置底線，不能設置上線，因為，辦出版最終是辦文化。（雷萌）
（15年4月15日 中國新聞出版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