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出版人不僅僅要體現出“大學”二字的厚重和睿智，還需要立足于學術與經營之間，在形而上與形而下之間取得可貴的平衡；且需要放眼世界，為出版事業帶來海外的陣陣新風；更需要專注于探討，對未來進行大膽的構思與設想。大學出版人都以默默篤行取得進步，最終產生驚人的成績。
許多大學出版人都兼具學者與企業家這兩種身份，浙江大學出版社社長魯東明也不例外，除了是社長，他還是浙江大學計算機科學與技術學院的教授、博士生導師。
學院派 打造世界一流大學社
在出任浙江大學出版社社長之前，魯東明曾經做過浙江大學人事處處長、圖書館館長、信息中心主任，一直以來都是計算機科學與技術學院的教授。當被問到是從何時到出版社來做社長，他很準確地說出——2014年5月16日。他也坦言，在此之前沒想到自己會成為出版社社長。
魯東明談到，在圖書館做館長的時候，“學校圖書館每年都會買很多書，但有的書買回來其實沒有人看。”說起這些書，魯東明說，“每年買回來的圖書有十幾萬冊，有的買來以后就一直在‘sleeping’，所以我叫它們‘睡書’，‘睡書’并不是‘死書’，而是沒有人去喚醒它。圖書館有密集書庫，有的書放到密集書庫時，我們發現都還沒有人借過。那時候我就覺得市面上圖書很多，但是有些真正需要的書卻買不到。”
到了出版社，魯東明問自己的第一個問題是：浙江大學出版社如何更好地滿足讀者需要，出版受讀者歡迎的書，怎樣成為對浙江大學更具價值的出版社——這也是他一直在思考的問題。魯東明說：“目標其實很明確，一直以來，浙江大學要建設成世界一流大學，浙江大學出版社就要建設成世界一流大學出版社。戰略也很明確，就是精品化、數字化、國際化。”在出版體系當中，大學社的功能和定位有著自己的特色，也有著獨特的價值，就是發揮高校的學科優勢、人才優勢和國際化優勢。跟學校的工作做好對接，既是責任所需，也是發展基礎。在明確了發展目標和發展戰略后，如何深化實施戰略，更好、更快地達到目標，是魯東明一直在思考和努力的方向。
魯東明說：“一方面要將浙江大學的優勢發揮足；同時，出版社要反哺和支撐學校的發展。隨著前幾年轉企改制，大學出版社也開始企業化運作，我們其實還應該回頭看看起點，大學出版的本質是什么，要做到不忘初心。
因此，他提出要跟學校加強學科互動，要跟學校同步發展。因為在他的心中，浙大社既是出版行業的有機組成部分，同時也應該是高水平大學的有機組成部分。據了解，浙大社的“學術著作與期刊管理體制改革”已被納入《浙江大學綜合改革實施方案》中，這個改革就是要促進與學校的學科互動。
行動派 專業化是精品化的基礎
近年來，在出版業轉企改制的大背景下，大學社都強調要做大規模，也都強調激發和調動每個員工的積極性，對員工個體進行考核。浙大社是全國大學社的縮影，不可能脫離整個行業的發展，所以發展軌跡跟其他大學社一樣，也在大力發展，不斷擴大規模和碼洋。當規模擴大了，要考慮的就是如何穩定規模，提高質量和品質。
就在這個轉彎點上，魯東明當了社長，因此他首先要考慮優化頂層設計和考核機制，從激發個體積極性，變成發揮集體的優勢。魯東明說：“浙大社是綜合性出版社，既然形式是綜合的，內涵也應該是綜合的，這就要求我們內部要協同、要合作，把出版社做出特色來。”
2014年，魯東明擔任社長以來，出版社的調整分為兩步，即從外圍到核心。對于改革，魯東明打了個有趣的比方：“一輛車要在高速公路上行駛，首先要檢查一下螺絲是不是擰緊了，否則一腳踩下去，螺絲松掉，這就糟糕了。”
浙大社的調整就是從“擰螺絲”開始的，首先是加強質量管理和人力支撐，修訂、完善一系列質量管理規章制度，并成立編校中心和質量檢查部，為全面提高圖書質量提供有力保證。
為提高“國際化”水平，浙大社在以前版貿部的基礎上成立了國際合作與發展聯絡部，人員從原來的1個擴充到了5個，并設立總監崗位負責工作開展。魯東明認為，版貿只是國際合作的一個方面，名稱的改變是內涵和外延的拓展。
人力資源部的成立，在魯東明看來是非常重要的工作，這也許與他做過人事處處長的經歷有關。他說：“要發展，人是最關鍵的，人是最大的資本，也是最重要的資源。”
魯東明認為，要實現精品化，首先要做到專業化。一個人什么都做，可能什么都做不精。想要做深、做細，就要專注和投入。
因此，魯東明對編輯部門進行了調整。第一個成立的是教材出版中心，專注做教材出版。接下來，成立了社科出版中心和科技出版中心，專注社科領域和科技領域的學術出版；成立了藝術出版中心，以國家級文化精品工程“中國歷代繪畫大系”為起點，增強對藝術史論的研究，并成立文創工作室，將藝術出版與文創結合在一起，希望在“中國歷代繪畫大系”的帶動下，實現專業化，向文創產品輻射。
在此基礎之上，浙大社開始實行個性化考核，為此，浙大社出臺了一個文件——《完善浙江大學出版社員工職業發展環境的指導意見》。魯東明說這是出版社的“憲法”，是他當社長期間，為員工發展制定的“憲法”和保障。在這個文件的基礎上，實施崗位分類管理，設置各崗位晉升通道。
魯東明說：“一個人職業發展通道的建立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一個人不知道自己的明天在哪里，今天肯定是在混日子。人都需要發展通道，有的人愿意走斜坡，就給他陡一點的通道，有的人喜歡在平地上走，可以給他平一點的通道；有的人喜歡拐來拐去，就給他山道走走。我們要個性化地為員工設計職業發展通道。”此外，浙大社還提出了“5153”人才隊伍建設計劃，要形成5位具有較高知名度的領軍人才，培養15位在專業領域有一定影響力的骨干人才，儲備30位業績優秀、能支撐出版社未來發展的青年人才。在魯東明看來，如果員工愿意付出青春和努力，他就愿意投入精力和資金去培養。
務實派 做深做好做實
其實，對于浙大社的發展，魯東明的愿望很樸實，那就是做到出版社離不開大學，大學離不開出版社。對于來到社里的一系列調整，魯東明說這并不是他的創新，他只是在之前的基礎上做深、做好、做實，將浙大社的發展目標和戰略突出和加強，確保目標能更快、更好地達到。
魯東明說：“隨著時間的發展變化，發展目標和戰略的內涵是在不斷刷新的，外延是在不斷擴展的，重要性和出發點也是在不斷變化的。所以不能教條地去做，應該立足當下去思考世界一流大學出版社是什么，精品化、數字化、國際化是什么。對我來說，真正把內涵理解透徹，路徑就會更好、更清晰。做到使精品化、數字化、國際化能夠真正為目標服務，同時能夠滿足發展的需要。”
作為學者，魯東明對學術的追求、對學術出版的認識都要更為深刻，在推出有創見的圖書方面更為大膽和有遠見，他不僅僅執著于學術，也總能在學術與商業中實現更好的平衡。
魯東明是計算機專業出身，對學術顯得非常務實。談到學術出版，在他看來，好的學術不能僅僅停留在教育界和學術界，學術專著中的理念只有被大眾認可和接受，才能變成社會的風尚，才能變成社會生產力，從而影響社會。他說：“就拿我的專業舉例，好的計算機研究就必須得到應用，如果僅僅是論文發表了很多篇，技術卻得不到應用，那肯定是不行的。這可能和我的個性有關系，好的研究成果一定要推出去，可能會很辛苦，但是更踏實。”
國際化一直以來就是浙大社發展的一大特色，浙大社很早就開始與施普林格、愛思唯爾等國際出版集團有了合作。近年來，隨著國家整體實力的提升，開始推動中國文化“走出去”，出版業肩負重要的使命。魯東明說：“如果中國出版業要國際化，首先大學出版社要國際化；如果大學出版社要國際化，那么像浙大社這種名校辦的出版社就要國際化。”
如果說以前與國外出版機構的合作是“借船出海”，下一步浙大社就要“造船出海”了。在魯東明看來，浙大社的國際化不只是為了提高出版社的產值，更重要的是讓編輯開拓視野，將浙江大學的聲譽通過出版社傳到國外去。
目前，浙大社已經與浙江大學“一帶一路”合作與發展協同創新中心進行戰略合作，建立了“一帶一路”主題出版平臺，把相關研究成果出版，通過圖書的形式傳播出去。在2015年8月的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上，浙大社舉辦了“‘一帶一路’主題出版@北京”的活動，發布了《“一帶一路”讀本》、《“一帶一路”一百問》《阿里壁畫：托林寺白殿》等出版成果。2015年年底又舉辦了“‘一帶一路’主題出版@伊斯坦布爾”的活動，計劃今年還將舉辦“‘一帶一路’主題出版@雅加達”的活動。
思想派 出版業供給側改革
出版業庫存猛增，就是供給側改革亟需解決的問題。供給側改革就是國家鼓勵企業要根據市場需要進行生產，而不是生產出來，鼓勵老百姓去買。這是魯東明對供給側改革在出版業的理解。所以，浙大社的大眾出版和少兒出版的定位是要做出自己的特色，而不是簡單地開辦這兩個板塊。
大眾出版應該是學術出版的延伸，大學社要將學術成果以大眾能接受的方式表達出去。浙大社在主題出版方面做了很多文章，魯東明說：“主題出版圖書可能是各地人民社出版的多些，我覺得大學社也該做出貢獻，因為大學出版社是有學術功底的，應該對這些內容做出新的詮釋和延伸。”
身為大學教授，魯東明發現現在的學生專業知識掌握得不錯，但人文素養、處世之道有待提高。因此，他認為浙大社少兒出版的定位應該是為成長服務，帶著高水平大學的學科優勢、人才優勢，促進少兒健康成長的先進理念來做少兒出版，這樣才與大學出版社更加般配。
魯東明還闡述了他對“出版前移”和“出版后移”的理解，他認為，出版是個生態圈，一個學者的研究成果以圖書的形式出版了，這本書被其他學者閱讀和研究之后，很可能會引發又一本書的出版。“以前做出版往往是有了成果就出版，現在要把出版前移到產生這個成果的過程當中去，把出版變成服務，讓學者的研究成果能夠出版。出版后，這本書如何讓別人看到，如何體現作者的學術地位，這就是出版社的后端服務，即出版后移。”魯東明解釋說。
出版是整個文化系統中的一個環節，所以不能孤立地做出版。在魯東明看來，浙大社是資源型的出版社，只有通過廣泛合作才能做大。他說：“廣泛合作就需要打通各個資源環節，把出版社主動放到學術產業鏈中，在產業鏈中，出版社就是一種資源。也許很多東西對出版社自身來說不是資源，但是放到環境中就是一種資源。比如植物排出的氧氣，對于人類來說就是一種資源。”
對于媒體融合，魯東明認為，要回歸到出版的本源來看待這個問題，融合與否其實是方法。媒體融合其實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不管是紙質出版還是數字出版，本來是融合的，現在很多時候被人為地割裂了。他說：“融合與否是不同需求造成的，如果需要兩種同時表達，那就融；如果不要兩種表達，那就不要融。有些適合數字出版就先數字出版，有些適合紙質出版就紙質出版，這是規律本身所決定的。比如，能最直觀地報道新聞現場的，肯定是電視；要仔細品讀新聞肯定是通過報紙；要實現及時播報則首選網絡媒體。”
幽默派 曲高卻不和寡
魯東明很喜歡舉例子，這一點出版社的員工深有體會，每次開會，員工都能感受到他的幽默。在整個采訪中，一個問題經過他的舉例回答，讓記者理解起來非常容易，也使得整個采訪過程顯得非常輕松愉快。
對于近兩年來所做的改革，他坦言，到了出版社之后，一直在謹慎地調整方向，統一思想，穩扎穩打，可能發展并不是很快，但都是為了積蓄力量。今年，魯東明開始跟員工說：“我們現在已經進了高速路口了，前面的路就需要大家加大油門了。”
魯東明非常重視大眾出版和少兒出版板塊。在他看來，出版也是個生態圈。就像公園需要有草地、各種各樣的花草樹木才能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和生態圈。做出版也是一樣，做學術出版是大學社的本分，做大眾出版和少兒出版則是為了轉變思維方式。魯東明說：“如果出版社只按一種思維方式運作是要銹掉的，這就跟吃飯一樣，要葷素搭配。大眾出版和少兒出版是市場化程度最高、競爭最充分的板塊。我們要通過大眾出版和少兒出版深入市場。”
一年前，魯東明曾把書比喻為咖啡豆，在他看來，文化的結晶就是圖書，圖書是原汁原味的東西。而文化行業的產品和服務，都是“咖啡豆”磨出來的，糖多放一點、少放一點，會調成各種口味的咖啡。目前，浙大社已經成立了杭州一源數字文化傳媒有限責任公司，這成為浙大社文化跨界的橋頭堡。
對于浙大社數字化方面取得的成績，魯東明說道：“這兩年出版社都在不斷轉型，環境與前幾年不一樣了。浙大社數字化的可持續競爭能力還需要不斷加強，我們已經有了很好的傳統就是創新抓機會，接下來還需要不斷創新抓機會。”
“十三五”時期是浙大社轉型發展的關鍵時期，也是建設世界一流的大學出版社的攻堅時期。浙大社制訂的“十三五”規劃積極服務于國家文化戰略和浙江大學“六高強校”戰略，以培養優勢產品線為抓手，打造浙大社的出版品牌，使得浙大社能夠走在大學社前列，在出版行業中不斷進步。對于浙大社的未來，魯東明滿懷信心，他笑了笑說：“夢想還是要有的，萬一實現了呢？”（盛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