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過去的2016年是“十三五”開局之年，也是浙江大學出版社平穩發展的一年。秉持為高校教學科研服務的宗旨，浙大社全年出版新書約1100種、重版重印約1700種，其中學術專著和大學教材的比例占到總數的三分之二，選題結構進一步優化。“出版社發展重點已經從光注重規模增長轉變到既重規模更注重內涵發展和效益提升。”浙大社總編輯袁亞春表示，浙大社在2016年實現了社會效益的顯著提高，經濟效益穩步增長，同時國際合作得到長足發展，學術出版“走出去”的步伐加快，出版融合初見成效。
2016年，浙大社新招聘了近30名編輯，擴充了高素質編輯隊伍，也為下一步的發展做了充分的人才儲備。在“十三五”的第二個年頭，浙大社將繼續大力推進精品化、數字化、國際化的發展戰略，力求在更高的基礎上做出特色和品質。
學術出版“走出去”：既要關注傳統，也要關注當下的發展問題
在浙江大學出版社2016年出版的1100種新書中，學術專著占比40%，教材占比25%，共計700種。袁亞春告訴記者，浙大社實行“從點到線，以線帶面”的選題布局思路，其中不少重大、重點出版項目在2016年做好了前期基礎工作，2017年將會取得成果。“我們有十二個出版項目被列為國家‘十三五’規劃的重點項目，其中一項是國家重大出版工程。”浙大社為此成立“重大項目管理部”，確認每個項目的責任領導、承擔部門，負責人和責任編輯；加強“過程考核”，由專人專職督查項目的進展。“我們會聚焦幾種重點產品，立足出版條件和社會需求來確定出版方向，培育產品線，隨后重點配備相應的人員、資金。產品線逐步形成以后，根據線和線之間的關聯度和延展性逐步拓展形成產品優勢板塊和平臺。”據袁亞春介紹，經過近幾年的發展，浙大社學術專著的產品線逐漸明晰起來。例如，浙大社在國家重大出版項目“中國歷代繪畫大系”的工作基礎上，拉起了一支專業隊伍，由此建立起藝術史和藝術理論編輯室。區域經濟研究、古典文獻、智能科技，大眾財經、中小學生成長教育等領域的產品線也都逐漸明晰。
“說到學術出版‘走出去’，我們在自然科學領域發展較早，跟斯普林格、愛思唯爾出版的合作非常穩定，尤其跟斯普林格·自然的合作長達十一年，成果顯著。”袁亞春說，2016年浙大社在人文社科領域的學術出版輸出取得了突破。“經濟轉型是我們國家今后幾十年的發展主題，我們策劃了十二五重點項目‘中國經濟轉型與創新發展’叢書，邀請國內的頂尖智庫專家擔任作者。2016年出版了13本，很快引起了國際出版公司的關注，目前浙大社與英國麥克米倫公司已簽訂戰略合作協議。第一批合作出版的4種圖書已經通過評審。”
袁亞春總結道，中國學術要“走出去”，需要關注當下的經濟發展問題、正在中國發生的經濟變革中的故事。形式上也不能單純輸出，可以采取與對方聯合出版的方式，“‘中國經濟轉型與創新發展叢書’的英文版圖書是浙大社與麥克米倫聯合出版的。”
數字化及融合出版：在未來學術出版中的地位舉足輕重
浙大社是國內數字出版的先行者之一，早在2008年就成立了數字出版部，2013年，浙大社被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列為數字出版示范單位。最近五年來，浙大社啟動了十多個數字出版項目的基礎工作，有七個項目進入了國家新聞出版改革項目庫，其中兩個獲得了財政部文資辦的資金支持。
袁亞春認為，數字出版絕不僅僅是簡單地把紙質內容變成電子形式。
“我們圍繞平臺研發了一些項目。主推項目‘立方書融媒體出版服務云平臺’主要是推動教材形態升級和融合發展，實現一本教材帶動一個課堂的理念，讓教材從紙質書擴展到語音視頻課堂，變得‘立體’起來。2015年年底推出的‘云圖移動圖書館’項目是一款針對老師學生的閱讀產品，提供可看可聽的三萬冊圖書。去年10月這一項目進入了商業推廣階段，目前已經有十二家高校圖書館表明將采購這一項目。”
袁亞春表示，浙大社數字出版的市場效益正在不斷擴大。“十二五”期間效益累計達到一億元，收入規模達到幾千萬。“‘十三五’我們給自己制定了目標，到2020年，數字出版達到總收入的25%-30%。因為，數字出版前景不是看好不看好的選擇，而是社會發展、用戶需求導向下的必然結果。目前浙大社正在籌劃建立數字出版研究中心，從具體的開發到研究都同步跟進。”袁亞春表示，數字出版作為出版社發展尤其是精品出版的支撐部門，對整體圖書出版起到實質性的推動作用。實現這一點，需要繼續不斷堅持精品化發展的觀念；同時關注用戶體驗和商業模式的開發，利用新技術、新平臺，放大學術精品的價值；同時也需要尋找好的合作伙伴。
在學術出版領域，國內真正把數字化轉型做好的出版社很少，袁亞春認為這是因為國內的出版社普遍缺乏主導權，給讀者呈現的形式和帶來的體驗都不夠好。“很多時候是銷售商和技術商在拉著出版商往前走，出版社的議價權不多。但國際上有所不同，學術數字化很自然，如斯普林格、愛思唯爾等國際上的大牌出版機構，其學術出版作品最常見的格式就是pdf。我們前幾年與斯普林格合作的時候還做紙質書，聯合策劃聯合署名出版，近兩年對方就不出紙質版了，全部是數字版，而這毫不損害其國際影響力。”袁亞春指出，目前國內學術著作的電子書定價偏低，而成熟的、良性的出版市場上應該定價更高一些。
那么，學術出版的數字化道路如何走？袁亞春認為有兩個方面的工作可以開展。一是推動“紙電一體”，即紙質書和電子書的同步出版。第二是做學術服務。“以前學術期刊的版面有限，論文通過審讀之后，還要排隊等待發表，等待半年甚至一年不是什么新鮮事。一種新的觀點、一個新的發現其保鮮期是有限的。去年，浙大社的學術期刊獲批了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的數字刊號，電子刊物的公信力視同于紙質出版，又不受版面的約束，作者可以第一時間把得到同行專家認可的新觀點發表，這本質上也是一種以數字手段體現了學術服務。”